1964年考入省重点高中——开封一高，那年我15岁。学校刚搬到位于铁路北沿街原先开封工学院的旧址，占地108亩，比东司门60多亩的老校园大多了。徜徉在诺大的校园里，浏览东西对称的教学楼和教室、黑黢黢的礼堂、绿茵茵的操场，憧憬着在这里得到诸多名师的教导，三年后考入心仪的大学，小小的心湖鼓荡起层层涟漪，思绪飘向虚无的远方------。

新同学、老同学

我们67届（1967年毕业）设六个班，共有249位学生。在新同学中，发现不少熟面孔：有7位是中学同班——王德芳、张凤兰、董钢锋、邢永立、高开年，张开、李梅英——我们刚分别（毕业于二十中三.二班）不久，又见面了；还有12位是小学同班——买秀云、韦汝林、王德芳、刘遴致、张苏生、王玉珍、张广杰、李秀凡、朱国亭、车彦玲、姚福成、扈曼——我们从县街小学毕业后升入不同的初中，三年后竟又聚到一起。我被编入672班，41位同学，其中女同学10位。班上有十几位同学来自商丘、安阳、新乡和开封地区（非本市），他们个个都是当地的拔尖人才呢！同学们大都第一次住校和集体用餐。学校作息制度真细密：从早上起床、早操、早自习、早餐到上午四堂课、下午两堂课、课外活动、晚自习直至熄灯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所以，有些同学想家啦、“夜猫子”熬夜啦、懒虫赖床啦、不爱运动啦------均被时间表死死卡牢无法放任。不到半个月，大家都乐于按照作息时间表学习、运动、休息；“步调一致”的672班同学很快熟稔起来。我很“享受”作息制度；唯有晚上22点熄灯太死板了。一天，借的《三家巷》只剩结尾了，躲在被筒里打着手灯看；正值老师查寝室；无独有偶，查出同宿舍另一位同学，而我却幸免于难，书没被收走。

班上干部何其多

和初中不一样的是，班上除了班长和学习、文体、生活委员外，还有团支部（支书、组织干事、宣传干事），校方还有学生会（会长和各个部长）。再加上小组（全班分四个小组）长、各科课代表---，总共十几位干部，占了一小半。

当年升高中只考数学和语文两门，而语文只考作文。命题作文中我选择了记叙文“我的---”；题目是“我的家庭”。我一贯手懒，不会写长文章，所以作文不到1000字，很早就交卷离开考场。没想到我的作文考了90分，因此竟然当了“官”——语文课代表！从小学到初中就没有当过“官”，充其量当个小队长、小组长，这下子在重点高中当了“官”，非同小可。当时语文老师是李鸿庆老师，我的“责任心”颇强，收发作业很及时，经常在教研室和教室之间穿梭不息。

开封市大部分小学和初中都分“男女界限”；小学时，甚至男女生各走教室的两个门，不得有误。672班从一开始就没有“男女界限”这一说，只不过由于年龄生理方面的原因，多设了“女生委员”这一官职。崔佩贤是我们班的女生委员。遇上女生来例假不能参加剧烈的活动，告诉她就行了。那年运动会我参加了跨栏比赛。平时训练成绩不错，两栏之间用两步即可。正式比赛那天，我感到腿软膝酸，想着是训练太累了，坚持上了赛场。发令枪一响，我及时冲出起跑线；可是没有几步就向前栽倒，挣扎着站起来跨过一个栏，踢倒一个栏，步伐全乱了；最后成绩可想而知。回到寝室才发现我来例假了。这是第一次，让我手足无措且懊恼不已，抱怨妈妈为什么不给我男儿身！

老、中、青老师和“小”老师

与预想的大不一样，开高的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迂腐之气。老教师备课认真，讲课一板一眼，复习题紧扣考题，考试成绩都不错。教俄语的郑伯鲁老师，不苟言笑，上课准时来，下课准时走。教数学的韩静轩老师，爱讲笑话。化学老师骆书耕和物理老师魏仁泰两位上课没有废话，条理清晰，形象易懂。班主任张义文刚从大学毕业，与我们年纪相差无几，教代数；他讲课极具亲和力，与同学们频繁互动，课堂气氛活跃。政治课原本是学生最反感的说教，可是，年轻教师王致正一开口，马上把同学们都吸引住了：从国际国内新闻头条到近在身边的市井百态，把声名显赫的各国政要和屡见不鲜的凡夫俗子都神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像听书、像看戏。他还参加我们班会，一曲“雪皑皑、野茫茫---”把会场气氛推向高潮。有一天，又到了同学们盼望的政治课时间，王老师没有来，却见我们班郭法亮同学走上讲台，代王老师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原来是王老师给我们请了一位“小”老师！除了课任老师，图书馆的范安荣老师、教导处的王幼松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孩子一样，去借书或者去问课程安排心里总是暖洋洋的。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开高素有“小清华”雅号，升学率省内第一。真怕掉入“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泥沼。没承想，学校非但不强迫学生死啃书本，反倒组织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可把我们“忙”坏了。每天课前，张争平都会教唱歌曲，一周下来大家都会唱了，再教新歌。学校组织的春季运动会、秋季运动会、元旦文艺汇演、歌咏比赛等等，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加。每天清早和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成保义就带领参赛选手进行训练。压腿、弹跳、高抬腿跑、后蹬腿跑---，临近比赛时，还要训练起跑、冲线等等动作和姿势。我们班男生数张克林跑得快，女生是张凤兰；他们短跑都取得好名次。我虽然跑得也很快，无奈个子矮、腿短，只参加400米接力。成保义掷标枪的姿势真漂亮，边跑边侧身把标枪往后拉，最后出手时的慢动作，让我像欣赏电影一样，把名次的事情抛却脑后。当年的元旦晚会，我被选入新生《采茶扑蝶》节目。接连几天排练演唱、拿捏造型，把“导演”张四茹忙得嗓子都喊哑了。临场时，我们都围上借来的镶亮片的丝绒小兜兜，描眉画眼，脸颊抹上胭脂---，一个小小的小演唱，硬是被张四儿（张四茹的雅称）捣饬成像模像样的获奖节目。

除了校内的课外活动，我还参加了市里的跳伞活动；由于体重不足45公斤，与伞塔的老师缠磨许久才给办理了跳伞证。传达室的贾师傅每逢放我们（崔佩贤、刘遴致）出校门时，总是连连摇头：“都像你们这样子，别指望升学率达到97%啦！”跳伞塔位于南郊乡干河沿村南 ，1956年6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塔系圆柱形钢筋混凝土结构，高85米，上部设有3座悬臂式跳台，是国内著名的国防体育运动设施，也是国内最早、最高的跳伞塔，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跳几次脱钩后，我被批准跳定点了。有一天老师让我跳62米定点。不巧的是升至62米高度时，突然起风了。在伞塔里操纵机器的张毅老师赶紧跑到外面，对我边打手势边喊，让我别拉释放绳。可是我在高处既听不清也看不见，以为让我拉。释放绳刚一拉下，伞就被风迅速刮向东南方向。在一片红薯地里，我被拖了几丈远才停下来。赶过来的张老师和其他同学，看到我从红薯地里爬起身，安然无恙，才松了口气。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跳伞运动对体重有要求——如若我重些，就不会被刮这么远了。

下乡劳动

小学和初中的劳动课不外乎拾麦穗、拔草、挖蝇蛹等等，就像郊游一样，当天就回来了。这回可大不同。我们一路上唱着歌，一曲接一曲，十几里的路程，没有多久就到了。在黄河畔，住在农民家，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挥汗如雨，镰刀（换了几把）不快。眼看其他同学都割了很多麦子，而我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起了泡，还远远落在后面。晚上收工后，同学们都到场上唱歌、看满天繁星，而我却腿脚酸软，啥也不想干。当我去茅房时，突然眼前白茫茫一片，根本瞅不清脚下的路，只恍惚看见横七竖八的麦秸杆。还算好，第二天就好了。后来才听说是得了“雀蒙眼”病，与缺乏维生素A有关，其实我觉得是白天大太阳晒狠了，几天下来脸被晒得像猴子屁股一

样红。最后一天，张义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到黄河滩。看着滚滚东去的黄水，浮想联翩。

学年鉴定

那是一段难得平静的岁月。三年自然灾害压制住浮夸风潮。虽然物资匮乏、生活清苦，可是思想没有负担，所以上课听得进，下课玩得欢，全班像个大家庭，互相关爱，其乐融融。每到周末，该回家时，期期艾艾还不想离开。一次回家（我家住在学院门附近）途中，恰巧父亲（在四中教书）也回家，就在我们后面几步远。听到有人喊：“老张！，等等我！”，我与父亲同时回身，只见是同班同学在唤我。父亲大为诧异：小小年纪怎么能担起一个“老”字。于是他老先生迎上前对这位同学说：“以后可别叫她‘老张’了，我还以为叫我呢！”吓得这位同学伸伸舌头，羞红了脸。放寒暑假时，跟外地的同学更是难舍难分。送她们上车后，老盼望假期早些过完。捱到新学期开始，早早来到学校，等待她们从老家返校，带来的花生、大枣和红薯干儿，可好吃了！

第一次成“反派”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受到正面教育。连父亲唤我们起床都唱“起来吧、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读书笔记里摘抄的尽是励志的豪言壮语，喜爱唱的歌都是革命歌曲。自以为学习目的是端正的，毫无疑问是为祖国为人民。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校都沉浸在学习的热潮中。我哥哥是662班学生，为办板报，到处搜集资料；写过板报后，浑身白乎乎的一层粉笔沫。冬天，为了老师同学都不挨冻（那时每班都有煤炉），大清早把家里妹妹做好的煤球搬到学校，生着炉子。1965年哥哥被评为全市“学习雷锋先进分子”。

高二下期开学后不久，我们班开展学习谈建华日记，大家都表决心向谈建华学习，一颗红心永向党。而我和刘遴致却流露出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虽然是应该的，但是，扎根“一辈子”心有不甘。由此引发了是“一阵子”还是“一辈子”的人生观的讨论。很多同学热心帮助我：邢永立、李春生、周敬海找我谈心，一些同学推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籍让我读。班支书赵素英在我的日记本写下了鼓励的话。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帮教”对象，同时方才醒悟过来：我并不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

五块银元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紧接着又指出“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校也大张旗鼓地开展阶级斗争方面的思想教育。班长武伟编导了话剧“五块银元”。先是与671班联合演出，后来经过改编后全部演员都由我们672班同学担任。在剧中我扮演被卖五块银元的小女孩，本应该凄惨地哭喊，可是我就是哭不出来。飾演父母亲的张克林和张争平启发我让我想想伤心事，可是左思右想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伤心事能把眼泪“催”出来。好在其他同学表演得情真意切，晚会上获得强烈反响，很多老师同学都泪流满面。大幕刚落，时任校团委书记的胡广兴老师就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顿时全场齐声呼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阵子，感人的忆苦思甜的歌曲特别多：“天上布满星……”、“想起往日苦……”、“满天星光闪……”。每逢唱起这些歌曲时，很多同学立刻眼泪哗哗淌，可是我就是一滴泪也掉不下来。真可谓“缺乏阶级感情”。

拜谒焦裕禄陵墓

1966年五一节凌晨，陶昌秀老师、张克林、邢永立、董钢锋、武伟、冯建东、张天平、高俊杰、高国宪、逯庆云、刘遴致、崔佩贤、曹礼萍和我一行十四人骑自行车去兰考拜谒刚刚落成的焦裕禄陵墓。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动了全国人民，更何况我们这些近在咫尺（90华里）的热血青年呢！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并不平坦的土路上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艰难地向焦陵进发。一路上，事故频发：自行车胎爆了，撇下来，坐在同学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躲避汽车险些掉在路边的沟里；为了不耽误上课，连夜赶路以致骑着自行车打盹翻车倒在路边而浑然不觉竟呼呼睡去……。第一次拜谒焦陵，成为我们人生路途的“小长征”。

踏上“长征”路

从北京回来不久，32111战斗队就组队开始长征。张正海、周敬海、张孝常、杨铁岗、张方洲、李春生、高俊杰、刘敬敏、李金河、逯庆云、张争平、吴彩英和我于1966年12月3日凌晨踏上长征路。从12月3日到12月18日我们一行13人走过朱仙镇、尉氏、鄢陵、漯河、西平、遂平、驻马店、信阳、鸡公山，进入湖北省广水。由于李金河和高俊杰的脚磨破后感染，他二人乘火车先去武汉，我们继续赶路。一路上我们学习当年红军的榜样印发传单、排演节目，参观革命圣地，广交工农朋友。经过大吾、新城、 黄口、汉岸于12月24日来到汉口。第二天，接到王鸿光来信，他希望我们的长征不要白白跑几千里，不要成为张国涛式的长征，要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老老实实向工人、贫下中农学习。在汉口，除了参观“二.七”纪念馆、施洋烈士墓、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钢、与战友联欢、观摩“王任重批判大会”、到新华书店排队买《毛选》等等政治活动外，长征队还不断开会；而且多次产生异议。原来初衷是走红军长征路线——遵义、雪山、草地、延安；到武汉后，有人提议去井冈山，有人主张就地下工厂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还有人坚持要返回学校闹革命。其间，673班霍素兰、马丽君、谢世彩来说井冈山大雪封山了；刘显芳和张玉凤来说他们的长征队解散了；刘武德和张天平身着工装来交流他们在工厂的亲身感受……。经过许多天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和张争平决定离开长征队，成立“只争朝夕”战斗小组，于1967年1月15日回到郑州，来到国棉五厂。我们俩正彷徨不定、左右为难时，景家正来了。希望我们立即回去。我们俩于1月24日回到学校，结束了我们不到两个月的“长征”旅途。

被延迟的毕业

1967年春节后的校园，萧肃凋零，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3月25日，30多人的解放军队伍开进来了。我们班按照军队编制被编为“排”，一位山东籍的小战士赵彦民成为我们的排长。在他的率领下，我们排演节目与兄弟排联欢、到黑港口挖河劳动、在校园军训操练……。此时，开封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派势力。鼓楼墙上、门洞里贴满了花里胡哨的大字报，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用犀利的言辞抒发自己的观点。4月19日，我校红造委声明退出军训，不再参加军训营的一切活动。5月下旬，开封市的武斗显露端倪。在腥风血雨的运动中，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中。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到校园。虽然没能复课，但是，革命的“闹”劲儿也收敛许多。我、刘遴致和几位情趣相投的女同学天天聚在一起博览群书谈古论今。那时，多半图书都被封存或焚毁，只好饥不择食，逮到什么读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恩格斯传》、《拿破仑传》、《赫鲁晓夫主义》等等。1968年5月，我们扒火车（逃票）登华山、泰山，在龙亭坑里游泳，在公园游玩……物质匮乏，精神丰富。1968年8月底，我们终于毕业了。8月23日，672班召开了欢送外地同学离校的茶话会。张义文老师莅临茶话会，董钢锋同学在包裹糖果的纸片上写了祝福的字句。郭法亮同学即席吟诵《七律-临别赠言》：“仰天长啸天欲坠，低头怒吼地将移，今怀激烈分别去，革命疆场骋万里。戎马挥刀千并肩，文化革命万别离；红旗插遍世界日，华盛顿内庆胜利。”10月12日，哥哥第一批奔赴驻马店汝南农村。同行的有邢永立、赵金茹、何兰等同学。10月30日，公布栏里支农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其实我知道，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上不成大学；因为我的档案中写明了“不宜录取”，像“黑五类”一样被列入另册，永远被排斥在大学门外。其实我也知道，尽管我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可是农村就是我安身立命之处，命该如此，丢掉幻想罢！11月17日，我和刘遴致、齐金凤、李梅英骑上自行车来到黄河畔，请滚滚东去的黄河水见证我们的友谊和青春。几天后，刘遴致也去了汝南，同去的还有刘武德、黄保林、景家正。12月22日，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歌海声潮中，我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将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安徽省巢湖地区巢县烔炀区岐阳公社鲍岗大队小高村生产队。列车徐徐开动，莱蒙托夫的《帆》在心中响起：“在大海的淡蓝色的雾里，一片孤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了什么，在那亲爱的故乡？……”泪水溢满眼眶，雾一般蒙住了渐行渐远的开封古城。

（张致玉，开封一高 67届2班学生，后来考入郑州大学化学系。此文写于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