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开高（当时校名“河南师范院附高”57年改为“河南省开封第一高中”）的教师队伍并非很强大，但教学质量却是全省第一，靠的是领导调配有方，全体教师团结一心；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取得骄人的成绩。当时不是包班循环制，而是高一安排较强的教师阵容，用较有经验的教师吸引住学生，打好基础；高二安排年轻些、能力相对薄弱的教师锻炼培养；高三则是由最强的教师担任，每个学生都有接触开高名师的机会。

图注：河大附属高中时期校徽

图注：河大附属高中时期毕业纪念章

图注：五十年代“河南省开封第一高中”校徽

开高予开中合并后1951-1964东司门址校门（左图为张柏岩老师手绘图、右图为实景图）

我下面想介绍的是当时“很不出名”的老师，他们在教学服务岗位上，在后勤保障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默默奉献给开高，为开高的教育教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开高毕业的学生甚至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但学生成长进步的过程中无不浸润着这些老师的心血和汗水。这些老师是：长期做教务员的程远大老师、戴继唐老师、王幼松老师、总务处的徐圣思老师、实验员于武祥老师、图书管理员贡安荣老师等。（我对这些老师了解的并不深刻，也不全面，仅从我所见所知的几件事做介绍）

图注：后排左一为程远大老师、右一为王幼松老师

（一）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程远大老师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程老师一直在教导处工作，他几十年中全身心投入工作，每日从早到晚都在学校，不仅要干好领导安排的事，而且他自己给自己找事干，他全心全意只为学校，家务事几乎一点不问。

有一天深夜我看到教务处还亮着灯，进屋看到程老师一人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就过去看看。只见他用毛笔笔杆蘸着红印泥在一本名册上点画，我不敢打扰，老师也不与我说话，很专注地工作。我在桌角处看到一尺多高（厚度）的“户口本”，便打开封面，看到第一页，上写“户主：车光训，职务：校长……”下面依次是老师、学生名字，每人一页。我第一次见这么厚的户口簿，很惊奇地问：“程老师，咱全校的户口也归你管吗？”这时老师的工作好像也告一段落，开始和我谈话：“学校的事总得有人管！”我问：“你刚才用笔杆点画的是什么？”“录取新生呀！被我点上红圈的就是被录取的学生！”老师回答，我想，这么大的事应该是领导的事，怎么由一个教务员干？程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领导信任我，就交给我了。这事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干，几年来，我从未出过差错……”

排课程表是教导处的例行工作，程远大老师不愧是“排课表”的“高手”。五六十年代，学校是二十四个班（每个年级八个班）的规模，而任课教师人数少（仅40—50人）。每个老师每周都要排20节或更多的课，还有跨年级教课的，既要照顾到文、理、体育课程分布合理；又要安排好老、中、青教师的课程分布，要方便青年教师听课，要使学生课业负担均衡。做到师生都满意确实不易，但程老师的细心认真做到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并不像现在每学期排一次课表。在“反右”、“大跃进”年代，常出现每周或间周都要重排课表，甚至领导深夜决定次日起重排课表，可以想见程老师压力有多大，但程老师没有叫过苦，任务都完成很好。

程老师深知做为河南省的特重点高中的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要提高教学水平，就要学习外地经验。五十年代起程老师就设法去与全国知名重点高中建立联系，他将每学期开高重要考试的试题主动寄往各省市重点高中，然后会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试题或教学资料，然后分发给各科教研组（要知道五十年代信息交流远不如现在），这对我校教学确实有很大帮助。程老师能坚持几十年这样做，难能可贵，至今我对程老师仍怀感激之情。

我上高中时，教导处印发的教室日志要求各班值日生填写教学和学生学习、生活的有关情况，教导处每天收教室日志批阅，并将学生对各位老师教学的意见收集、整理后向领导汇报，并向有关教师反馈，这是个很繁琐也很耗时的工作，程老师为此付出很大精力。

收集、整理、保存有关教学、学生情况的档案是程老师坚持多年的工作，在被划为“右派”经常挨批的情况下，也不中断这件事。在文革中，“红卫兵”打、砸、抢，程老师为保存这些珍贵档案，冒着很大危险将一些校史档案于深夜掩埋在他家地下，这些珍贵的档案材料才得以保存。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在学生会组织领导下，创办了校报（油印的不完期报刊），别名叫“师院附高”后改为“开封一高”。（我当时是校报编辑之一，并担任刻写油印工作）程老师得知后，立即给予大力支持，提供方便，帮助印刷、分发，后来还利用油印机搞成了套色印刷。

东司门址百米长楼（张柏岩老师手绘图）

东司门址百米长楼实景图

（二）   楷模——王幼松老师

王幼松老师常年戴着墨镜，不露真容，据说是一只眼睛已失明，装的假眼球。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他一直在开高教导处任教务员。

我称王老师是“楷模”，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的汉字楷书堪称一绝；二是他以工笔正楷的特长和勤奋工作为学校做出很大贡献。

车光训校长很重视汉字的书写和书法教育。学校的重要资料、档案、上报的文件、各种证件（如学生的毕业证、学生证），各办公室、教室、寝室、教室住室的标牌、正规考试的试卷，都要工工整整，不经审定字体的材料不能付印和展示。“字”是开高的脸面、名片，承担这一重任的就是王幼松老师。说是“重任”，一点不夸张，仅学生的毕业证一项，可见一斑：学校每届毕业生约400人，每张毕业证正面要填写姓名、年龄、籍贯、颁发时间等项；背面是高中三年六个学期的学业成绩、毕业考试成绩和毕业评语（约100个字）。要全校统一，这些都由王老师用毛笔正楷一人完成，并且有时间限制。历届学生花名册，各年级、各学科的历次考试试卷都由王老师用铁笔刻在蜡纸上去印刷……我工作期间只见王老师每天伏案书写，有时加班到深夜，很少见他休息。

图注：河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时期毕业证

我现在还不断翻看自己保存的证件，试卷上王老师的字迹，每欣赏一遍，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我和不少老师、学生都在模仿王老师的字体，但是达不到老师的境界，我曾问过王老师：“你怎么不去参加市、省、全国的书法比赛？准拿大奖！”王老师说：“练好字的目的是为学校服务，去拿奖有什么用？”

在开高，王老师的楷书“经常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王老师字写得好，人品更好，教导处的其它工作他也尽心尽力，他很关心我们青年教师，在生活上、教学工作上都耐心帮助，像父亲一样。他未许过“先进”、“模范”，但在我心中，他就是“楷模”。

（三）   开高特使——戴继唐老师

前年，我获戴继唐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戴老师是开高最长寿的老师，是学校资深的教导员，悲痛之余我想 “好人长寿”天意也。

图注：在校期间的戴继唐老师

我自考进开一高，当学生期间就认识戴老师，留校工作后与老师接触更多些。戴老师在教导处工作，以校为家，埋头苦干。他经常深入到学生中，查课堂、查自习，了解学生学情、学生纪律、学生生活，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班主任反映，我在做班主任时就得到戴老师的多次指导和帮助。

戴老师不仅对在校学生很关心，还对毕业后的学生在大学的表现、参加工作后的表现去做调查，组织多次春节假期返校毕业生座谈会，认真记录学生的感想和对学校工作的建议。戴老师还在校领导安排下多次亲赴北京等地，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了解开高学生在大学的表现，并于各高校领导座谈听取高校对开高办学的意见、建议，还访问了不少在高校留校工作的开高毕业生（当时，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开高毕业生就有上百人）。在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开高人都像见到亲人一样欢迎戴老师，感谢母校的关怀，表示要努力学习、工作，为母校争光。戴老师也带回许多资料、意见、建议向领导汇报，这些都对开高改进教育教学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

1959届六班考入北大、清华大学同学合影（王德友校友提供）

戴老师在离休之后还多次返回学校，关心学校的发展，关心下一代教师的成长。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没有得到上名牌大学的机会，但你有向名校输送人才的重任，我们老了，开高看你们的了！”

（四）   九十高龄仍在工作的徐圣思老师

徐圣思老师的全部经历我不了解，只知我初入开高上学到留校工作后（60年代初）在校园中常见到他，那位须发皆白但步履矫健年近90岁（当时尚无退休制度）的长者。据说他曾是许多老教师、校长的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下后，他在总务处工作，具体分管什么工作不详，人称“不管部长”，就是学校里啥事都管，天天忙忙碌碌，下面说几件“小事”：

学生桌凳坏了，他管；教师灯亮了，他管；哪里有安全隐患，他管。他随身带一个特殊的万能钥匙，能打开教室、教师住室所有门锁。他说，校长特许，他可以进入任何房间。有一年冬天，我正在教研室备课，徐老差人叫我回住室，我说：“现在正忙，等一会去。”来人说：“不行，必须现在回去，徐老师在等你！”我回去后，见屋门大开，徐老师发火了：“看看你的煤炉盖烧的通红，上面铁丝上还搭着衣服，着火了怎么办？一连十几间房子互相连通，都是苇席顶棚，着火了一切都完了……”我吓的一身冷汗，赶快认错。

有一位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开高的老师，学校为他安排住室，桌椅、书架和一个木板床，这位老师在总务处仓库发现还有棕床，就将木板床换成棕床。徐老师发现后，要他换回来，说棕床是给老教师准备的。他不服要找校长理论，他拉徐老师去见陈德尚校长，只见陈校长毕恭毕敬地请徐老师上座、上茶，青年教师一看，这个老头不简单，乖乖地将床换了回来。

1959年春节放假，徐老师照常每天到校。正月初三早上，徐老师找我说：“过节啦，你也没成家，我带你去外地玩玩吧！”我心想：我一个20岁的青年与一个90岁的老人有什么好玩的。但还是说：“去哪玩呀？”徐老答：“去华北运动场，让你长长见识。”又说：“我领你去个地方吧，见生人要有礼貌，我们说话，你只管听，不要插话，记住了！”他领我冒着寒风，去到华北运动场的一间小屋，里边也有火炉，两张床上半躺着两位老人，我照老师交代鞠躬问候后坐在一旁小凳上，烤火取暖。徐老师介绍两位老人，一位103岁，一位105岁，都是运动场建设亲历者，俩老人慢条斯理地说话，大致内容：

“年前有体委、教育局的当官的来说叫咱俩退休回家呀，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回家？运动场就是我们的家！”

“当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来看体育场，也没说让我们回家；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大军伐吴佩孚、冯玉祥也来过，也没让我回家；你共产党八路军才来几年，就叫我们回家？你以为运动场是你的吗？不是！运动场是我的！”

“对啦！我们每天照样巡视一遍，捡捡碎砖瓦片、拔拔草、修补看台，照护年青人来运动、锻炼，这是我们的本分，你们能吗？”……

中午我们告辞，徐老师问我：“长见识吧？有啥感想？”我沉思一会，不知怎样答话，徐老师说：“开封一高是谁的？是我的，是你的。‘领导’都是过客！”当时我对此不甚理解，后来我想，徐老师所言指的是人在社会一定岗位工作，要有主人翁的责任心，要爱岗敬业吧！

（五）   忆开封一高理化实验室于武祥老师

五十年代的开封一高的理化实验室在河南省就是最好的，不但能做课题演示实验，还能开展学生分组实验（2人一组），在全省少见。据说，车光训校长调来以后，首先就抓物理化学实验建设，要求达到“三十年后”不落后。物理、化学实验室各两个（当时没有生物实验室，生物实验也在化学实验室进行）。物理、化学还各有仪器药品室、实验准备室，理化实验的管理员只有于武祥老师一人。

图注：1957年的开高生化组

我上高中做学生时，在实验室就见过长得精瘦，但两眼炯炯有神，很像“孙悟空”的中年人--于老师。58年我留校教书后，化学组的老教师就给我介绍：“以后在化学实验方面，多向于老师学习、请教，实验管理员也是你的老师！”后来我主动去找于老师，他说：“我文化程度不高，要向老师们学习，你这个小青年也是老师了。以后，该做什么实验了，我听你的；该怎么做好实验，你听我的！”

记得1959年市教研室组织一次全开封地区的化学观摩课，我来主讲，课题是合成法制盐酸，我想把课本上的生产流程图改制成主体的模型，可自己又没经验，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于老师。于老师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可以将燃烧合成塔、吸收塔都成剖面的……用铁皮做最好，但时间太紧了，就先用硬纸壳来做吧。我来帮你，不会耽误后天上课用。”经过两天一夜的努力终于做成了，还染了颜色，涂了清漆。观摩课取得良好效果，受到好评，下课后各市、县老师争相到讲台观看。

在平时演示实验、分组实验的准备工作中，我都得到了于老师很多指导和帮助。有一次我看于老师确实太忙（各年级的理化生实验都由他一人负责），便对于老师说：“下午的实验准备就由我一人来做，中午你回去休息一会吧！”于老师把钥匙交给我并交待：“注意安全，不要慌乱。”结果我在开启氨水瓶子时，氨气冲出，我当场晕倒。我醒来后，只见于老师在眼前，他先将我送医务室处理，后来对我大加训斥，我第一次见到于老师这么厉害。

于老师平时工作非常细心、认真，他手下有木工、电工、钳工的常用工具，物理仪器、化学仪器、药品、生物实验用品（显微镜等）都经常擦拭干净，摆放整齐。化学仪器（烧瓶、试管等）都整齐地摆放在他自制的专用架上，他还自己动手制作许多物理仪器，化学药品按元素周期表顺序排放，他还经常检查药品密封情况，看其有无变质、失效，同时将危险品存放在地下室（抗战时期的防空洞中）。他记性很好，老师需要什么仪器、药品，他总能很快地提供给大家。

于老师每天忙忙碌碌，无声无息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几十年，是开封高中的无名英雄。我还想补充一点：于武祥老师的哥哥于文祥早年也是开高的实验员，后来到河南大学当实验员，工作也很出色。于老师的女儿于清莲在开高文印室踏踏实实干了几十年（有很长时间，文印室只有她一人工作，负担之重可以想见）。“老于”，“小于”都为开高奉献一生，“家族基因”使然吧！我们庆贺120年华诞时，我想我们不要忘记向他们致敬。

张柏岩

开封高中1958届毕业生

开封高中化学教师

2021年4月

作者介绍：

张柏岩，男，汉族，生于1938年11月，河南省尉氏县人。1955年7月在尉氏第一初中毕业，同年9月考入河南师范学院附属高中（今开封高中）。1958年7月在开封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化学教师。1991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1996年评为河南省特级教师。1998年底退休，后返聘回校任教至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