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从朋友圈中刷到母校的公众号，点进之后读到同学为校庆而写的感恩班主任的文章，往事历历在目，便也想写点什么。曾想把这份感恩和想念暗藏心底，忽而想到这些年也做老师，常为学生的成长而偷乐。将心比心，还是写出来更好一些吧。考虑到同学已经写过班主任尚嘉伟老师，这里我就把更多的笔墨留给另外两位引导我成长的老师好了。

（数学特级教师李海军 2009年拍摄）

进入开封高中后，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李海军老师。李老师虽然只做了我一年的班主任，但他之于我就像郭靖之于杨过。也许我做不到同他一样，但他为我树立了一副人格标杆，让我不至于在大方向上偏离正轨。李老师在班级第一次见面会上的开场白至今是我陷入迷茫时的一盏明灯。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想清楚两件事就足够了，一是自己想做什么，二是自己能做什么。长大后再品味李老师这句话，真是有味道！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需要“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需要“智”，而且，这里的“诚”和“智”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坦诚、小聪明，而是敢于直面内心的“至诚”，能洞察自我的“大智”。一般的老师告诉学生高考是全部，优秀的老师告诉学生高考很重要而非全部，李老师却让我懂得了包括高考在内，人生的每件事都是一种选择。他用人生哲学来理解和实践自己的育人理念，继而把高考置于育人的框架中来认识。这样的探索比起“打鸡血”式的煽情或口号似乎见效要慢，但却更持久，也更有力量。数学的终点是哲学，我眼中的李老师从来都是站在“第一性原理”的高度来引导学生。李老师不是哲学家，但他潜在的“第一性原理”意识让他总可以站在高维来处理现实事务。

（教育部领航计划——李海军名师工作室授牌仪式）

这种意识也渗透在他的数学课上。我目前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按道理说和数学脱节最严重，但我时常和朋友说，李老师的数学课给我打下了做研究的基础。对于大多数老师来说，数学这门课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解题方法。但在李老师的课堂上我触摸到了数学这门课的内在精神，理解了人类为什么需要数学。数学不是加减乘除，它给人类思维提供了规范。柏拉图在他的学园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书：“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我很庆幸，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李老师的课堂上模模糊糊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毕业多年后，听闻李老师各种“名师”称号加身，还有了工作室，我一点也不意外。多数人看到了李老师的勤勉。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视野局限于解题技巧的方法论，再怎么勤勉也只是在一个平面上打滑。李老师的成功——无论是教学还是育人——离不开他的勤勉，但更易被忽视的一点是他的视野，他的高度，他从来都是以“道”来驭“器”。高一时，李老师曾被班上“要挟”唱歌，他唱的是《再回首》，饱含着人生况味。我有时会想，之所以会青睐如此沧桑的歌曲大概和他总是站的太高有关吧。毕竟，高处不胜寒。

（语文教师霍莹莹）

另一位对我具有成长意义的是霍莹莹老师。霍老师是高二时期的语文老师，虽也只有一年之缘，但却在诸多领域塑造了我对社会和生活最基本的理解。如果说李老师用数学教会了我思考，那么霍老师便是用语文教会了我体验。我的青春期大概过于漫长，到了高中还常有各种不合时宜的反叛。读小说时，我偏觉得一本正经、乏味者多虚伪，而边缘者、反叛者多真诚，时间久了便形成了一种反向的审美是非观，比如把陈白露之类视为伟大。有次课间，我表达了这类认识。霍老师回应了我，大意是正经者未必都虚伪，陈白露一类的未必就是伟大，像过去一样把好人尽理解为好人，坏人尽理解为坏人有问题，但反向理解同样有问题，如何评价要具体看。那一天我思考了很久，也是在那时逐渐形成了我的“人性观”：它当然不能等同于“全好”，但也不能和“全坏”画等号，在“真实”的前提下，那些伦理学意义上的“好”的品质总是比“坏”的品质更值得人类追求。

（霍莹莹老师在辅导学生）

霍老师对我的影响不限于此，她还给了我老师对学生罕见的信任。高中阶段，老师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学生的。不写就是不会，不按时完成就是和老师对着干，写不出就是不用心，类似的逻辑潜藏在不少老师心里，所以许多老师的脸上总是不怒自威。我经常因我自主的规划拖交作业或不接受命题，霍老师从未责问过我。霍老师的性格是一方面，但我想也和她相信我心里有数，能自主规划好不无关系。霍老师的相信反倒让我为了不负她的信任在自主规划时更审慎，也让我作为未成年人体验到了成“人”的快乐。“人”有其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好的老师、好的朋友都是对你作为“人”的确证。

如李老师、霍老师这样对我具有成长意义的老师很多，这里我只能写下名字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恩和想念：尚嘉伟、赵旺海、李宝珠、张喜珍、毕迎辉、高红英……事后想想，这些高中体验的成长价值也许不少都是我事后赋予的。当时的我只觉得身边的老师都很好，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也许对一个学生来说，在这样的学校读书、上学，本就是一种成长吧。

作者简介：

杨光，中共党员，2006至2009年在开封高中就读，现为浙江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