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高老师的真正交往是从我1971年6月到开高任教开始的。在经过两年下乡锻炼之后，我被当时负责到尉氏招收新教师的开高原总务处主任张维竹老师推荐并招回开高。

（开封市政协原常委、物理特级教师高云昭）

同时被招回的还有侯达士、韩明、蒋磊、戚晓康等几位也在那里插队的原开高同学。

（物理高级教师侯达士、曾任学校副校长）

从两年多前的学生到教师，带着对这份崭新工作的热爱，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平时教师们各忙各的，日常碰面也是礼貌性的打个招呼。我和高老师之间开始时也并无过多的交往。后来学校让我担任年级段长，而高老师、梅树生老师都也都分在了我所在的年级段任教，高老师还担任了班主任。工作上交往的日渐密切也促进了生活中的互相了解。通过春节走访，我知道高老师家住在东司门东边乐观街的一座老院南屋平房里，家中有孩子三男两女。老伴没有工作，在家里全力操持一家人的生活。高老师五七年曾被定为“右派”，那时还没有平反，但在工作时却看不出他有思想包袱。在年级段的工作会议上，他往往是老教师中发言最为积极的一个。当然，更多的还是我们私下里的倾心交谈。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坦荡胸怀，至今仍让我感念不已。那时候，学校里的教学秩序虽然比前几年好了许多，但时不时还会受到一些“思潮”的冲击。高老师班里也有几个这样的“刺头”学生。他们或在课堂上故意扰乱课堂纪律，或结伙捣乱公然向老师叫板挑衅。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给高老师“站台”。凭借着年级段长的“特殊权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教育手段，甚至是先“力服”再“理服”去将事态平息。当然这种“力服”，现在看来颇有些“粗暴”之嫌。但却是当时特殊年代一种有效的治乱手段。

1978年，我和高老师几乎同时搬进了学校操场东边的排房。我住东五排，高老师住东四排。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记得高老师被评为国家级特级教师后，市里奖励了他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每天晚饭后，高老师家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我的女儿丁英男和高老师的长孙女高航、祁岳的女儿祁燕几个小伙伴边看电视边叽叽喳喳地说笑，小小的客厅里便充满欢乐的气氛。夏天屋里闷热。我们会常常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吃晚饭，高老师的小儿子高建林，常常会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一边站着吃一边和我唠家常。和我挨屋住的邻居是魏仁泰老师的长子魏厚基，他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天南海北的闲聊。高建林的二姐高梅林（河大毕业后分配到新乡任教）是位心直口快的姑娘，也常会前来凑热闹，平房附近常会听到我们时抑时扬开心的说笑声。

那时的开高没有人不佩服高老师的物理课教学水平，一些年轻教师更是把高老师做为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我对此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切身体会。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学校领导应多数青年教师的强烈要求，委托高老师担起给大家物理补课的教学任务。这也给了我这个学文科的人一次聆听高老师亲自授课的机会。记得那次是听高老师讲电磁学中的“左右手”定则，一手漂亮的楷体板书，形象的双手演示动作，不紧不慢的讲课声调，透彻精辟的分析论证，硬是将一堂枯燥难懂的电磁学基础知识的讲课，变成了一次高水平的授课艺术展示。课毕，全体听课的人以起立鼓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堂课的肯定和对高老师的崇敬感激之情。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由于年龄的限制，我没能走进理想中的外语院校，而被录取到开封师范学校大专班学习中文。我有些不甘心，想放弃入学等来年再考。踌躇动摇之间便去找高老师诉说心中的苦恼，也想请他帮我拿主意。高老师一改往日的和蔼可亲，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说:“这个学你必须上，机会不能错过，骑上马才好找马”。虽然之后由于各种因素没能实现“骑马找马”的心中目标，但高老师在我人生重要路口对我的关心和忠告，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是言犹在耳，心存感激。

1984年开封烟厂给我分配到一套新房，我才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开高和居住了十三年的开高校园。人虽然离开了，但这颗心却时常眷念校园里的高老师及家人，也时常凑方便时去学校看望他们。在一次闲谈中，高老师老两口向我提到已经在第七中学任团委书记的儿子高建林的个人婚姻问题还没解决，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合适人选。因为我与建林极熟，也深知小伙子的人品和才华，又是高老师老两口亲自交代的事，断无懈怠之理。很快，我便将我熟悉的一位厂幼儿园的老师介绍给了建林。几次接触后，高老师一家和女方家人都十分满意。两人很快谈婚论嫁，喜结良缘。建林此后在七中、五中、回中的校长或书记领导岗位上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也得益于爱人数十年如一日倾尽心力的支持。高老师对我能玉成此事深表感激，只要我们见面，必有答谢之言，我也能为我最敬重的老师帮了小忙而特别的欣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次在东司门的公费医疗医院看见了正在做颈椎牵引治疗的高老师，交谈中他得知了我女儿患白血病正在治疗的事情，他十分关心孩子的安危。时隔不久，我带着全家回到开高校园探望高老师。那天，高老师老两口见到我们特别的高兴，只是在见到因服激素而面容臃肿的我的女儿时，老两口不由地泪花涌动。一旁的建林见状，赶忙提议道：“机会难得，我给你们拍张合影照吧”。于是就在大操场的沙坑附近留下我们一家和高老师夫妇的唯一的一次合影照。我把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家庭的相册里，这照片成为我心中永恒的纪念。

再见到高老师时已是在建林的儿子高歌的婚礼上。那时他已经坐在了轮椅上，一见到我们便挥动着还能动的手臂竭力和我打招呼。我急忙走上前去，用双手握住老人的手，高声向他问好。吃饭时，建林特意将我们夫妇安排到他们全家的大餐桌上一同用餐。那天高老师显得很高兴，用一只能动的手跟我碰杯喝酒，也给我留下了最后的记忆。因为过后不久，我便接到高老师不幸去世的噩耗。送葬时开高的全体校领导专门在学校大门口为高老师的灵车举行路祭，以表达对高老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据我所知，在开高所有去世的老教师里，能够享用这种待遇的，高老师是唯一的一位。从追悼会上的悼词中我得知，高老师晚年还担任过河南省物理协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市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真可谓一生执著于国家的教育事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我和高老师之间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虽然由于他的过世而被中断，但与他的小儿子建林的交往却变得日渐密切起来。原因也很简单。那时他在五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而我就住在五中对面的楼上。由于方便，彼此便时有来往。有时候我去找他，有时候他也来家中看我。一如几十年前我们之间无拘无束的的谈话一样，彼此心灵都不设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什么“官场陋习，市场潜规则”；什么“为官清廉，天地良心”之类。我们都能谈的不亦乐乎。特别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三观”高度一致，这就不仅使我们的谈话能够“言同语、心同识”，也使我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为我一贯主张“道不同，不相与谋”。

2013年我搬到了西郊，他家在24中附近的教育局家属楼上。那里离我母亲的居处依然很近。我们之间也依然过往甚密。我们家的红白大事，建林都是以我的挚友身份最先到达现场。并尽力为我分担事务。我儿子结婚时，建林自报奋勇主动为整个婚礼担起了摄影的任务并全程跟拍。过后请专业人员对照片进行后期处理，又亲自跑到郑州，将精心处理后的照片装帧成册，且把十分精美的婚礼纪念册一式两份，分别让我们和亲家各保留一份，我要给他成本费，他坚辞不受。我心里明白，我们此生早已结下的是“不是亲兄弟却也胜似亲兄弟”的真诚友谊！

随着退休后闲暇时间的增多，建林一遇到好的旅游机会，总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江西温汤镇的 “天下第一泉”、河南巩义的“长寿山”都留下我们快乐的身影。2020年7月，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决定到我国的世界屋脊—西藏去看看。建林帮我们联系到一家户外旅游机构，满足了我们走318国道去西藏、登上布达拉宫的夙愿。一路上总感觉带团的旅行社经理对我们夫妇二人特别照顾。后来才从他口中得知，建林一早就给他打了招呼，说“我是他最好的老兄”。要求旅行社经理一定要照顾好我们，我们知道真相后特别感动，不仅感谢建林对我们的这份深情厚谊，更感谢建林对我们之间这种“最好的兄弟”关系的定位。确实如此，如果我与高老师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的话，那我和建林之间就是一种“亦兄亦友”的关系。衷心祝愿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友谊历久弥新，永葆长青！

丁贵森

于2022年6月完稿于开封

作者简介：

丁贵森，原开封第一高中67届毕业生，1971年至1978年在开高工作，1984年调入开封卷烟厂。